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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的确是这样，那个年代，这群几乎是受歧视的孩子就这样在没有阳光的天空下生长。可是尽管您很痛苦，您还是记录下这一切，包括《福利院的孩子》。
李楠：对，的确是这样。和他们在一起，我每天都被感动着。我要记录这种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的真实。89年的时候我开始拍摄《福利院的孩子》，最开始是听到了他们的哭声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后来就经常拿着相机去记录我的思索和感受。94到96年间是我比较集中地拍摄他们的时期，那三、四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那儿了。一到星期六上午，就会骑着自行车，从城东头一直到城西头，中饭、晚饭都在那儿吃，和孩子们混得非常熟，很多孩子一见我，叫着爸爸就扑上来了，那种感情真得很深。当时福利院的孩子只有30来个，有一半儿不能动，终日躺在床上，环境又比较简单，想拍他们就必须泡在那儿。十几年下来贴着“福利院”标签的胶卷装了几袋子，估计有几百个，这组专题就是这么磨出来的。

记者：跟您这样聊天，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您和孩子们的那种感情。可是《盲孩子》、《福利院的孩子》表现的毕竟都是弱势群体，您不怕大家评论您靠“揭伤疤”出名吗？
李楠：这并不是“揭伤疤”。我拍摄他们，只是因为我受到了他们的触动。事实上，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组照片拿出来的。开始只是为了记录某种不同的生活状态，或者说是因为感动而产生了记录生活的冲动。以前我曾说，摄影是一种能力，来记录生活、记录思考。可是后来发现那是不够的，它需要长时间文化的沉淀，甚至需要历史的验证。所以我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寻找和摸索，这个过程对我的心灵也是一种升华。
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您05年出版的 “黑镜头”系列个人纪实摄影集《绝世金莲》，是您花费24年时间拍摄的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部作品？
李楠：从80年代初我就开始拍摄小脚女人这个题材。刚开始拍摄时，确实仅仅是因为对它感到好奇，并不知道里面藏了个如此大的文章，并且当时对纪实摄影的认识也不够深刻，等到后来拍摄的小脚女人多了，加上有很多朋友给予的热心帮助，我也渐渐看了许多关于缠足的书，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三寸金莲的历史，才渐渐地理解了这个曾经盛行于世的习俗，原本极其简单的按下快门的拍摄过程，也逐渐转化成了对历史以及对这个习俗的认识、思考、记录和批判。

记者：那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肯定也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故事吧？
李楠：当然，因为我的作品创作都是交叉进行的，二十几年发生的故事当然很多。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迷茫，我越是想把题材和内容向深处挖掘，就越是找不到突破点。在一次拍摄活动中，我偶然认识了百岁小脚老人赵吉英。赵吉英是一个五世同堂、六十多口人家庭的一家之主。在这个大家庭的女人中，赵吉英、赵吉英的女儿都缠了足；而等到赵吉英的孙女出生的时候，就已经不再缠足了；更令赵吉英老人感到自豪的是，不但两个孙女都读了大学，而且自己的重孙女远渡重洋成为了家族中的第一个留学生。可以说，从一个家庭女人身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变化。面对这个极其特殊的家庭，我的确看到了历史的演变、社会的发展，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这个家庭，一拍就是三年。
后来我又多次去了云南的小脚女人村，把那里小脚女人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收入了我的镜头。我又一次进入到兴奋的拍摄状态，同时也让我找到了另一个关于挖掘小脚女人题材的拍摄方法——走进村落。在这里，我不停地对小脚女人进行采访，倾听她们的故事，分享她们的快乐与忧愁。当我为新的拍摄思路而欣喜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：如何才能从她们的身上看到时代的巨变，如果这些小脚女人都融入到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时，她们又会怎样呢？为了拍出她们与这个时代的巨大差异以及现代人对缠足的态度，我努力追寻着小脚老人的足迹，终于找到了能够体现遗俗与现代生活碰撞的最好方式——小脚老奶逛京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