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：这样的性情不会是很早养成的吧？

A：经历教育的。从小离开家乡，都是人家爱护我。老人家、朋友、同龄的、年轻的，帮忙你，要不你怎么能活到今天呢？
    也会遇到骗子，骗子也会有的啊。所以我的爷爷就告诉我父亲，要我父亲教我，说要拿钱买上当。让孩子们拿钱去买上当，买亏吃。开始还不是很懂。这是很深的学问。慢慢长大才知道，这是太对了。这个怎么样呢，能够培养性情。你要欣赏它，这种上当、受苦、劳累，就像踢足球一样，这么累你还踢啊？累是累啊，那妙处也是很难说的。人生就是进几颗漂亮球嘛！对吧？

Q：骗子还是少数。

A：还要做好事啊。做好事呢，也不能觉得我是做了好事啊，想要回报。像佛说的，做坏事去拜佛希望原谅，做好事也去拜，希望给他更多的好处——投资啊？这个不算。做坏事肯定不可原谅。做好事呢，你要是图报的话也不是不可原谅的。所以我对某些人，我对他有看法的话我不会原谅他的。

Q：您年轻的时代，中国出了很多厉害的人物，您怎么看他们？

A：哎，那时觉得人家那么年轻就那么了不起，我们这些人这么没出息。你看梁启超，24岁，就做长沙实务学堂教务长，他第一批的学生，有蔡锷，有章士钊，是这些人。我们24岁在干什么？有野心家，政客，那种人有，做学术的就没有了。黄侃，51岁就自杀了，他的所有学问都是51岁之前的事情了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年轻人多厉害。

Q：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。

A：这有个什么问题呢？从文化上想斩尽杀绝，把一帮年轻人送到乡下去，上山下乡，没想到这帮人在农村受了苦，回来都是大艺术家大学问家，更结实了，人生的历练，更了不起了。所以文化是扼杀不了的。叫人痛心的事情，再也回不来的事情那是有的，就是周围的人（故去）；再比如给文字上增加很多麻烦，简体字啊拉丁化啊。那就糟糕了，中国文化就靠着文字传承，一拉丁化，文字就没有了。你让年轻一代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嘛，学了简体字的青年要去研究古典文化，又要重新去学繁体字，干嘛要这么罗里罗嗦呢？多几笔少几笔算不得什么罗，何况还有草字嘛。

Q：现在人连字也不大写了。

A：思想也这样，思想要改造，改造成什么呢？一个样！那还能够有别的思想吗？文化上哪还能有新鲜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东西？文化怎么能切断呢？你想切，断不了！我们家乡的地方戏，彻底完蛋，断子绝孙，文革中我回去，愁云惨雾，凄凉极了，没有家乡戏，过去这么丰富的东西没有了。哎，可是呢，文革过后，慢慢地它又回来了！挑粪的、养猪的、渔夫，自己组织一个爱好者的小剧团，就唱起来了。然后别的县也来了，没有衣服，把城隍庙的菩萨衣服拿来穿，脚上还穿一双球鞋！就那么唱戏，慢慢就活起来了。

那时年轻人不准看外国书，1970年代《教父》刚出版的时候，我儿子有个朋友，17岁，把它全部翻译过来，手抄本，传阅。

另外一个是我朋友，清华大学的老师，70多岁了，他的儿子媳妇文革中跳楼自杀了，一个孙子跟着他，12岁就自己翻译《木偶奇遇记》，好极了，完全是儿童化的口语。就像一块砖头压上去，苗还要从旁边长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。

文化是让人快乐的，那个时代根本不快乐。连穿衣服都不快乐。整个长安街过节都是蓝色多瑙河。

Q：您那时也在多瑙河里？

A：我照穿。看书、画画、照穿（我的衣服）。他们批我，无非是看外国书看外国画册听外国音乐，问题不大。我带学生下乡我也很彻底，也很开心，明明很苦，还要说很好，那就说好嘛。我是又懂事，又狡猾。狡猾就是懂事的一个部分嘛。

Q：您在凤凰、香港、意大利和北京都有自己设计建筑的居所，为什么海外只选了意大利？

A：凤凰老家的房子是最早的。意大利那个房子，是1990年之后，我不准备回来了，画画，写文章，骂了一些人和事情。那时也不知香港回归会怎么样，就想到意大利过活去算了。卖画也是那边人买得多。后来香港回归的情况很好，比较讲道理。就回来嘛。

Q：如果那时不能回来怎么办？

A：那就扁舟从此逝，江海度余生嘛，世界这么大。

Q：真的无所谓？

A：也不是无所谓。我的家乡也想的，也想家乡的人。有的时候连我讨厌的人我也想他。人同祖国的关系，谁有权力不让谁回来？

Q：您讨厌什么样的人？

A：出卖人的人谁都讨厌。汉奸，打小报告的人，出卖朋友的人。这个不讨厌吗？世界上这种人不多，但是很精的。

Q：您一定也被人出卖过？

A：我要不给人出卖，怎么能有这么大爱心呢？被出卖的这些事情就别讲啦。

Q：所以您要是当年在香港不回来，也不会也这么多的经历。

A：所以香港有个老太太，说当年你不回去就没有黄永玉。前几年我在香港，她又说你在外面不会去也就没有黄永玉。

Q：最让您上瘾的事情是什么？抽烟？画画？

A：画画，写东西。年轻时爱打猎，爱开车子，现在车子也不让开了，打猎呢也不打了，不想伤害生命了。